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，要擺脫以往的路徑依賴，著眼破除內在瓶頸和外部束縛，構建實體經濟、科技創新、現代金融、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，推進供給結構優化、生產效率提高和價值創造提升。
（一）推動生產要素質量變革
強化要素質量變革對產業質量變革、效率變革、動力變革的基礎支撐作用，構建與現代產業體系發展相匹配的高質量要素供給體系。
一是加強人力資本積累和優化配置。進一步加大教育、健康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力度，加強通用和專用人力資本積累，建設知識型、技能型、創新型勞動者大軍； 同時，健全相關體制機制，促進人力資本按照勞動生產率高低在部門、行業和地區之間合理配置。
二是提高金融供給質量。著眼實體經濟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，重點支持普惠金融、小微企業融資、三農融資、脫貧攻堅方面的融資，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，促進現代金融與實體經濟協同發展。
三是加快產業技術積累。逐步改變追趕導向的產業技術創新體系，著眼技術創新引領，匯聚全球創新資源， 強化產業重大技術（標準） 的戰略選擇、預警機制以及關鍵共性技術研發，加強科技基礎前沿創新積累，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，推進創新鏈與產業鏈協同發展。
（二）健全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
強化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， 加快掃除制約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，重點抓好以下三個方面：
一是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。著眼建設統一市場、破除平等競爭的障礙，深化壟斷行業和要素市場改革，理順資源和要素價格機制，引入公平競爭性審查機制，推動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。
二是健全科技創新體制。盡快打破行政主導技術創新資源配置模式， 建立以企業為主體、市場為導向、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， 賦予人才和創新主體充分的自主權，健全協同創新、轉移轉化的創新收益分配制度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，切實激發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。
三是完善市場監管體制。著眼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或缺位的問題，健全產業監管制度和準入制度，加快探索負面清單或產業準入的審管分離制度，強化事中事后監管，對新業態新模式實施包容審慎監管，促進共享經濟、現代供應鏈、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新增長點的形成和成長。
（三）優化市場發展環境
從保障公平競爭和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兩方面著手，為產業高質量發展營造更好環境。
一方面， 推動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政策落地生根。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不在于繼續出臺新政策，關鍵要從競爭公平性、投資安全性、信貸可及性等三個方面入手，推動已有政策落地生根。進一步消除民營企業“身份歧視”，放開市場準入，推進行政管理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設，讓投資者充分體會到權利平等、機會平等、規則平等；完善保護民間投資者合法權益的政策，減少承諾不兌現、新官不理舊賬等問題，給民間投資吃上“定心丸”。
另一方面，切實降低實體經濟成本。堅持推動制度交易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“雙降”，深挖簡政放權空間，解決企業辦事難、辦事貴的問題，在結構性減稅方面推出更多實質性舉措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；進一步深化電力、石油天然氣、鐵路等行業改革，降低企業用能、物流等成本。
（四）加快產業政策轉型
推動產業政策轉型并不是要完全放棄產業政策，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完全替代，對一些市場失靈的關鍵技術領域、具有較強外部性的經濟活動， 應該繼續發揮好選擇性產業政策的作用。同時，適應產業高質量發展要求，加快推動產業政策轉型，主要方向是推動支持特定行業的選擇性和特惠式政策，向以普惠性、重點支持關鍵領域的功能性政策和競爭性政策轉變；政策重心從扶持企業、選擇產業轉向激勵創新、培育市場轉變。要加快清理和廢止有違創新規律、阻礙新興產業新興業態發展的政策條款，提高普惠性財稅政策支持創新創業力度，加強新產業新業態發展示范，增強市場主體創新動力和發展活力，避免新興產業發展再走政府“越俎代庖”“拔苗助長”的老路。
（五）積極應對國際競爭
隨著我國產業向中高端邁進， 發達國家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會進一步加強，可能由傳統產業的“單面摩擦”變成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“雙面摩擦”。為此，要在有效應對傳統產業領域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，積極做好新興產業領域貿易保護主義的防范和應對，加快全球產業布局，推動我國產業在更高水平開放中提升發展質量。要積極調整出口商品結構和區域結構，減少地方政府對企業的不合理補貼，避免陷入“反補貼”陷阱。同時，積極研究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、反傾銷調查體系和綠色壁壘體系，及時調整國內相關技術標準，健全技術壁壘和標準信息服務平臺，降低企業對外投資風險。
